“每个坐着的人都等着别人行动”

　　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 曹海东 发自哥本哈根

　　如何让绿色舌头们行动起来，打破“每个人坐着等待”的僵局，成为哥本哈根气候谈判能否成功的关键，这也是丹麦的努力方向

　　最忙碌的绿色部长

　　这个夏天，哥本哈根并不热。面对旷日持久，且毫无实质进展的气候谈判，丹麦气候能源部长Connie Hedegaard奔波世界各地斡旋。

　　6月份以来，她到过俄罗斯，也曾和中国发改委主管气候谈判的官员见面。不久前，她还邀请了29个国家的环境部长齐聚格陵兰岛，以非公开方式和这些气候要员举行“2009格陵兰对话”。

　　尽管如此，这位被丹麦政界誉为“最绿色的女部长”还是感慨“谈判棘手，总体进展太慢”。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她曾毫不客气地评价发达国家没有做到应有 的领袖风范。作为COP15(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5次缔约方会议)的东道国，丹麦正通过各种手段达成COP15会议的目标。

　　COP15会议的重要性在2007年年底的巴厘岛路线图中已经做过详尽阐释。12年前签署的《京都议定书》要求，到2012年，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 排放量应比 1990年下降5.2%，眼看着2012年就要来临，巴厘岛会议明确要求COP15会议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2012年之后发达国家如何承担温室气体减排 义务。

　　显然，COP15会议将会关系到未来的温室气体减排。正因如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彼此的责任、义务问题上纠缠不清。

　　事情发展非常不乐观。刚刚在意大利结束的八国集团峰会上，发达国家和去年的八国峰会一样故伎重演，表示愿与其他国家一起到2050年将全球温室气体 排放量至少减半，并且发达国家排放总量届时应减少80%以上，但是没有提出中期减排目标，甚至长期目标都没有提出以哪一年的水平作为基准。

　　“现在就是要试图打破一个僵局——每个坐着的人都等着别人行动 。 ”Connie Hedegaard说。显然，这些政治家的游戏问题将会使这位女部长更加忙碌。

　　气候谈判数字游戏

　　毫不夸张，气候谈判几乎是政治家的数字游戏——发展中国家认为发达国家应该承担更为积极的减排目标，而发达国家给出的目标却和发展中国家的预期相差甚远。

　　2007年年底，在印尼巴厘岛会议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达成的初步意向是，到2020年发达国家相对于1990年减排25%到40%。现在来看，发达国家始终在具体的数字上做文章。

　　以气候变化引导者自居的欧盟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发达国家的总体减排目标应该比1990年减少30%，欧盟给自己定出的目标是承诺减排20%到30%。

　　然而，这一目标在世界自然基金会丹麦气候变化主管John Nordbo看来，欧盟很容易实现。原因在于其减排量很大一部分是在其他国家达到的，“欧盟不愿意改变自己的产业结构”。

　　另外一大关键谈判主体——美国在这一问题上始终不积极。布什政府时代提出的目标是，到2025年美国的二氧化碳排放才达到峰值。在这一问题上比较积极的奥巴马开启了一扇希望之门。

　　奥巴马提出的目标是2020年比2005年减少15%，然而美国2005年比1990年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加了14%到16%。这意味着相当于美国 2020年的减排目标回到了1990年的水平。加之奥巴马的减排目标还有待国会批准，“一旦批准，奥巴马政府将没有加大减排的回旋余地。”清华大学低碳能 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说。

　　“听起来政府的目标都是雄心勃勃，但是根本不够，过去的18个月几乎是浪费的。”世界自然基金会丹麦气候变化主管John Nordbo说。

　　在今年3月的波恩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提出发达国家2020年的减排水平应该比1990年减少40%。本来这一目标是应该由77国集团和中国提出，但是，诸如沙特即持反对意见，他们担心英国减排太多，自己的石油卖不出去。

　　在气候谈判问题上，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阵营壁垒分明，但是在每一个阵营里面，依然有很大的分歧。目前来看，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分歧恐怕比发达国家内部的分歧更为明显。这也造成在历次谈判中，发达国家借此来分化发展中国家。

　　比如一些小岛屿国家以及比较小、穷的发展中国家，他们很容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他们认为发达国家或者说大的发展中国家都应该减排，这无形中对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主要发展中国家造成很大的压力。

　　另外，发展中国家认为，诸如新加坡、韩国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国家也承担相应的减排目标。

　　正因如此，今年6月第二次波恩会议期间，美国、日本等国即要求中国和其他“较先进”的国家在承担减排义务的情况下，他们才可以签订新的减排协议。

　　John Nordbo认为，在目前发达国家公布的减排目标微乎其微，甚至有倒退的情况下，“现在谈判中，只能在中国、南非以及小岛国家寻找具有领导力的国家。”

　　谁先行动起来

　　John Nordbo可能是一厢情愿。按照此前达成的协议，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而发展中国家要求发达国家承担技术转让和资金支持的义务，这种义务也要能够“可测量、可报告和可核证的”。

　　最近，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在清华大学演讲时，呼吁中国在发展中国家中，应率先制定2050年减排目标。欧盟此前也提出，如果欧盟中期能达到减排30%的目标，那么发展中国家也应该在基准情景之下减排15%到30%。

　　但是正如清华大学低碳能源实验室主任何建坤所说，基准情景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有几种，很难确定，而且一旦这么计算，那么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承担强制减排的指标。

　　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核证”的要求是严峻的挑战，虽然这不等于发展中国家接受强制减排的指标，但是“可核证”意味着将由发展中国家以外的机构来核实，谈判主动权将有所丧失。然而，为了达成协议，去年在巴厘岛会议期间，发展中国家做出了妥协。

　　谁第一个行动？显然谁都不会先让一步。气候谈判陷入到“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怪圈之中。

　　事实上，过去一年的谈判走向令发展中国家颇为失望：发达国家在资金、技术这一问题上还没有发挥其领导者的力量。“发达国家应该首先提出来怎么进行技 术转让，转让什么技术，当然发展中国家也应该提出自己的技术转让清单。”世界自然基金会全球气候变化应对计划主任杨富强说，“现在双方都未进入实质性的具 体技术谈判。”

　　5月下旬，中国公布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立场中指出，发达国家应该拿出GDP的0.5%—1%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但是，这一目标发达国家在去年到今年的几次谈判中，都予以回避。

　　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前所长周大地指出，在谈及资金、技术转让之时，发达国家往往会以援助资金需要经过国会批准以及技术都属于私人公司来推脱。

　　Connie Hedegaard在接受南方周末记者专访时表示，大家同意中国不应该承担和发达国家一样的责任，但中国必须告诉国际社会，哪一年中国的排放量将达到一个峰值。中国已经在绿色领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可以把这些告诉国际社会。

　　在上周四“气候变化与低碳经济发展媒体高层论坛”上，国家发改委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苏伟认为，发达国家历史排放、人均排放，都比中国要高，理应率先减排。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应该是确保经济发展的同时，开展行动和措施，来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

　　正如很多官员所说的，桌面上谈的技术和钱的因素，在实际中并不一定有效。其中核心有两个：技术不可能无偿转让，另外则是技术的侵权。在丹麦的气候官 员看来，现实社会中，无偿转让技术不可能，很多技术都是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政府以及私营企业手中。“只有有利于自身利益的时候，才能达成协议。”

　　丹麦工商业联合会高级顾问Jens Holst-Nielsen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在清洁技术转让中，他们遇到的最大问题就是侵权，结果好比建设一座大楼，中间层层转包，导致利润大量流失， 而且质量也难以保证。所以很多丹麦的企业在发展中国家投资之时，往往会将核心清洁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

　　让绿色舌头行动起来

　　“我们的挑战是如何让绿色舌头行动起来。”丹麦反对党——社会民主党议员Anne Grete Holmsgaard说。

　　确实，在谈及气候变化之时，所有政治家都会描述一幅气候变暖带来的图景，将气候变化作为一个亮丽的词汇，他们都会认为应该大量减排，甚至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资金支持。然而，一旦进入实际的谈判之中，所有政治家都会站在自己角度捍卫。

　　目前发达国家阵营内部也开始出现分化，比如意大利、波兰不积极，而荷兰、丹麦、瑞典想承担更高的减排目标，却没有实际的领导力。而且即使设立减排目标的发达国家也并不是真正目标，可以在通过国外购买指标达到目标。

　　这种分化使很多绿色舌头们有了更充分的拖延的时间。

　　Anne Grete Holmsgaar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他们同意政府在过去的20年间保持经济发展，稳定能源供应，但是丹麦的人均温室气体的排放量仍然高达11吨。这种 呼吁显然和发展中国家的要求一致。“作为发对党，我们认为，政府必须更快使丹麦成为低碳国家。”Anne Grete Holmsgaard说。

　　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丹麦的反对党通过舆论向政府施压，在国会辩论会上提出意见，质询各个委员会的部长，同时与地方政府官员沟通，让他们认识到“不光是减排的问题，还有速度的问题”。

　　在南方周末记者采访Anne Grete Holmsgaard的前一天，他们就在丹麦首相参加的欧盟委员会上，当面质询首相为何不采取一些更积极的措施应对气候变化。

　　丹麦气候能源部长Connie Hedegaard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目前可以通过灵活的全球碳交易市场、CDM(清洁发展机制)以及补偿机制——通过向终端消费者征税的方式，将这些资 金放在一起，补贴发展中国家的清洁技术发展——打破现有的僵局，实现跨国界的合作。“事实将会证明，哪个国家在现阶段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未来就能有竞争 力，尤其在清洁技术的出口市场上。”Connie Hedegaard说。

　　Anne Grete Holmsgaard认为，最好的方法就是建立一些科研中心，进行知识产权共享，“这是最好的技术转让的方法”。这点中美已经开始接洽。

　　7月中旬，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与中方共同宣布中美两国成立清洁能源研究中心，分别在中国和美国设立代表处，优先研发项目包括房屋及住宅节能技术、清洁煤炭及碳采集与封存技术、清洁车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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